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｜李培南：从长征到抗大，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

编者按：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(shìjièfǎnfǎxīsīzhànzhēng)胜利80周年。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联合(liánhé)淄博市档案馆特别策划推出“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(jìyì)”专栏，以历史档案为经纬(jīngwěi)，重织鲁中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。

每件档案都是永不磨灭的(de)(de)(de)精神坐标，每次解读都是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叩问。本专栏将依托馆藏及最新(zuìxīn)征集的珍贵抗战档案，系统梳理文献、实物、图片、音像等多样化原始史料，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感人故事、英雄事迹以及普通民众的抗争经历。

即日起，让我们共同(gòngtóng)走进这座用档案构筑的历史长廊，在发黄的纸页间触摸民族脊梁的温度，汲取前行的力量(lìliàng)。

李培南：从长征到(dào)抗大，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

档案人物：李培南，1905年6月出生于江苏邳县一个(yígè)贫苦(pínkǔ)农民家庭。1927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(lǎohóngjūn)、党和军队优秀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、老一辈(lǎoyībèi)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(jiàoyùjiā)，原上海市第七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，1993年在上海逝世，享年(xiǎngnián)88岁。

档案内容(nèiróng)：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(shǒugǎo)、1944年4月出版的党刊《斗争(dòuzhēng)生活》、1945年2月《关于三个月来的时事学习与干部领导的基本(jīběn)总结》手稿以及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。

密密麻麻的小楷，泛黄的纸张……今年4月底，李培南之女李小苏捐赠了大量(dàliàng)其父在山东时期，特别是在淄博和(hé)(hé)鲁中地区工作(gōngzuò)期间留下的文件和手稿。这些档案以手稿、打印文件及(jí)期刊杂志的形式保存下来，每一份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直接记录，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见证。

穿越山川(shānchuān)河流的长征记忆

1934年，中央红军(zhōngyānghóngjūn)踏上了(le)举世闻名的(de)长征之路。作为(zuòwéi)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李培南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。其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不仅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(bōlánzhuàngkuò)的历史，更以亲历者的视角，展现了红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真实面貌。书中(shūzhōng)不仅有战事、行军和政治工作的详细记载，还有他亲身经历的地理环境、民族风情和风土人情，成为研究长征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(dàngànzīliào)。

李培南同志像

“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红军进入贵州以来，三个多月的(de)时间里，都是在黔北和川黔边区活动。除了行军作战(zuòzhàn)外，最令我难忘的是贵州俗谚所(suǒ)说的‘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’。”李培南回忆录中的这些(zhèxiē)文字，不仅是对贵州自然条件的真实(zhēnshí)描绘，也从侧面反映出红军在艰难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。

在进入藏区阿坝地区时，李培南记录下了红军首次穿越草地(cǎodì)的艰苦(jiānkǔ)历程：“草地是(shì)个什么样子？当时谁也(yě)说不清。现在要(yào)过单地，也只是听当地藏民的一些口述。说什么到处是水草，走几天一路也见不到人烟，而且天气多变，一天之内，时而晴天(qíngtiān)，时而骤雨，时而冰雹满地。”不仅如此(bùjǐnrúcǐ)，他清楚记得：“我军还是很注意当地的风俗，很注意遵守群众纪律，吃了群众的粮，烧了群众的柴草，都要留下条子和现款，要给藏民以良好的影响。”

抗(kàng)大山东六年历经百余战役淬炼

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，简称抗大一(kàngdàyī)分校，于1938年12月在(zài)陕北延长县成立。1939年11月初，中央军委和(hé)八路军总部决定将抗大一分校东(dōng)迁至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，并任命周纯全为校长，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，李培南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

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

据李培南回忆录记载，朱德总司令在武乡王家峪接见周纯全、韦国清及自己时，深刻阐述了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的重要意义与目标：“一方面，山东地大物博，人多枪(rénduōqiāng)多，自古有齐鲁(qílǔ)多英雄豪杰的佳话，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，也是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必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(jīdì)。另一方面是山东党的基础好(hǎo)，抗战爆发后，在党的领导下(xià)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很快，因此带来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(gànbù)，缺乏子弹，广大(guǎngdà)的新干部迫切需要进行训练和提高。”

在敌后办学的(de)7年间，抗大一分校累计培训了(le)约20000名干部，其中70%是军队的军事、政工干部；30%为(wèi)各条战线的党务、政权、群运干部。特别是在山东的6年时间里，学校及其学员或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，参加了大小战斗(zhàndòu)百次以上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，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(shènglì)。

烈火与(yǔ)热血铸就的牺牲

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

1941年冬，日伪军集中五万余(wǔwànyú)兵力，历时50天，在纵横约140里的沂蒙山区展开大规模“扫荡”。抗大一分校(fēnxiào)(fēnxiào)自然成为敌人“扫荡”的重点区域。面对(miànduì)敌人的疯狂进攻，抗大一分校按照反“扫荡”部署，迅速分散到蒙山地区活动。

当(dāng)敌人突袭驻马牧池的(de)山东(shāndōng)纵队领导机关时，我军坚守在蒙山内线的三大队和蒙山支队率先与其遭遇。根据上级指示，我们迅速将部队编成多个小队，边战边突，开展(kāizhǎn)灵活机动的反“合围”作战，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

这些英勇事迹，很多都被(bèi)李培南(lǐpéinán)在其回忆录中一一记录下来，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。

“在突围过程中，我校三大队得知山东纵队黎玉政委负伤的消息后，立即派出区队长王增(wángzēng)才带领两个班前往营救。班长马兴林协助警卫人员，将黎(jiānglí)政委背出危险地带一、二里，确保了其安全(ānquán)脱险。”

“在摩天岭(mótiānlǐng)一带活动的二大队一个连与敌遭遇，展开了激烈(jīliè)战斗。正副队长先后重伤，政治指导员陈田心临危受命(línwēishòumìng)，继续指挥作战，身负多处伤仍坚持到最后，终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。”

“年仅19岁的政治教员唐国琼（归国华侨）也在(zài)突围(tūwéi)中不幸被俘。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，他(tā)被活活用火烧死。即便在熊熊烈火中，他也始终高呼：‘打倒日本法西斯！’‘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’直至献出年轻(niánqīng)的生命。”

“此外，二大队政治委员刘(liú)惠东也在战斗间隙单枪匹马寻找校首长汇报情况，返回途中遭遇敌人包围。他在最后一刻选择用(yòng)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，用生命(shēngmìng)捍卫了革命者的尊严。”

这些英勇(yīngyǒng)牺牲的战友，是抗大精神的真实写照，他们的事迹不仅铭刻在历史(lìshǐ)中(zhōng)，更深深印在亲历者李培南的记忆里，成为抗战档案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。

1946年解放博山后，李培南政委与王建安司令和徐化鲁合影（从右到左）

1948年3月，淄博全境解放。同年(tóngnián)8月8日(rì)，中共淄博特委、淄博特区专员公署在博山四十亩地第三次成立，隶属鲁中南区党委和(hé)行署领导，李培南任书记。1949年2月，李培南离开淄博。

《在(zài)博山(bóshān)各界庆祝济南解放(jiěfàng)大会上的(de)讲话》《周村概况》《李副政委在职工工作委员会议上的总结发言》《淄博情况》……从李培南(lǐpéinán)当时(dāngshí)在淄博的这些手稿，可以看出他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能力，带领当地军民共同奋斗的时光。这段经历不仅加深了李培南与淄博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，也见证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（大众新闻·鲁中(lǔzhōng)晨报记者马斌）